摘要：3-6世纪,中西都经历了政治分裂、新起民族政权的挑战和新宗教的冲击,但在历史现象层面的相似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同中之异。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经危机而得以连续发展,西方历史和文明则在危机中断裂,这个结局并非偶然,而是由双方的政治、民族及文化等结构差异所决定的。政治结构上,中国延续了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和大一统观念,是有机的统一,比较牢固。在这个制度下,居民不分胡汉,都是编户齐民,身份和法律地位相同,也都追求统一。罗马延续了城邦体制及其理念,是松散的统一,并不牢固。其内部结构差异较大,居民身份多样,政治组织形式和法律也不一,自治传统深厚,蛮族也不追求统一。民族结构上,中国的胡汉关系历史悠久,融合程度深,以地域和文化界定夷夏。胡汉身份相同,受同一个法律的管辖。胡人政权主动采纳并推广汉族制度,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认同。罗马与蛮族接触较晚,融合程度有限,更注重以法律身份区分不同的群体。蛮族并非罗马公民,而是自治的罗马军事盟友,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等,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文化结构上,中国始终保持了儒家为主而又兼容多元信仰的特点。儒家受到玄学、道教乃至佛教等的冲击,但其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始终没有动摇。道教、佛教更关注个人内心世界,弥补了儒家的不足。胡人采用汉族文化并继承了这个模式,与汉族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西方由多神信仰转向一神信仰。罗马多神崇拜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注重集体的福祉。基督教填补了对个人内心世界关注不够的空白,但作为一神教它又不能容忍多神崇拜。作为国家唯一的合法崇拜,基督教仍是担负政治职能的组织。接受基督教的蛮族与抛弃传统信仰的罗马人一起形成以基督教为纽带的新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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