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超出思想主旨、文艺创作的文本性记录与文字表达视野,可以将《周易》与《诗经》从它们所反映、所结构、所规定的中华文明之轴心性的文明模式建构机理与文明价值实践机制的角度,予以比照性考量。它们由于其自身的关注重心与问题属性,可以看作具有共同的(先天的)“天学”、(时间上先在的)“古学”性质。后者具体体现为“自然一道体论”的“诗性”总体性视野、生存界面的内在分疏与意义的内涵性生成机制、流转的形式机制等等问题领域。它们共同起到基元性、典范性的文明机制与文明价值层面上的奠基与范导作用,以及对于文明本身的“经纬”、结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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